本文話題：我的八十年代，知識分子，詩歌散文，黑色幽默

我的八十年代，是從到《人民文學》雜志當實習生揭開序幕的。那時候，《人民文學》在東四八條52號，借居在戲劇家協會的樓里，斜對面就是葉圣陶先生的大院。編輯部在樓里一共只有兩大間、三小間辦公室：小說組與行政組占了兩大間，詩歌散文與評論組占了兩小間，另一小間是常務副主編的?！度嗣裎膶W》是文革后期，1976年初復刊的，四人幫粉碎后，主編從詩人袁水拍換成了詩人李季，但編輯部人員無變化。當時，小說組組長副組長分別是許以與涂光群，詩歌散文組組長是周明，評論組組長是閻綱，吳泰昌、劉錫誠都在評論組。

現在回想，那五六年持續不斷的改稿，好處一是練了字——改了四五遍，培養了書寫能力、書寫速度；二是讀了書，七十年代是苦于找不到書，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料室對我而言猶如寶庫，而每認識一個前輩作家，家里都有大批的藏書。我的十九世紀文學的基礎閱讀就是在這段時間完成的。我至今仍然留戀七十年代北京的空與靜——知識分子下干校，知識青年下鄉，毛澤東當時把幾乎所有思想活躍的因素都疏散到了農村，又實行嚴格的戶口制度，到北京買火車票都必須憑介紹信。那時冬夜之北京，滿城飄著蔚藍的煤煙，似乎全城都早早就熟睡了。走進胡同里，寂寞的路燈，風吹燈影，恍惚還有回到三十年代的感覺。有軌電車在窗下駛過的聲音，好像就撼動了整個城市的夢。

張天翼先生的《大林與小林》、《寶葫蘆的秘密》曾是我少年時代的勵志讀物，于是免不了以敬仰心望那閉門的北屋。冬日一個有陽光的早晨，看到被家人推著輪椅到北屋門口一個清瘦的，經過風霜的老人。張天翼在文革前是當過《人民文學》主編的，要是不當主編，也許就不會有這樣的命運。老涂說，他是在咸寧干校就突然半身不遂的。

那一段到老涂家，記憶最深是借書還書。文革前，作家出版社曾以內部資料的方式，出版了一批“黃皮書”，其中的大部分，我都是從老涂家藏書中讀到的。記得他特別向我推薦的是艾特瑪托夫的《我的包紅頭巾的小白楊》、《查密莉亞》，凱魯阿克的《在路上》。老涂喜歡那種蘇聯油畫式描述的細膩情感，而我當時對《在路上》刪去的部分充滿了好奇心。那時西方現當代文學的影響還未擴散，還是蘇聯現當代文學的影響為審美主調。

在小說組，負責帶我的是王扶，她爽直、能干，是從少兒出版社調到《人民文學》的。當時的小說組，崔道怡、王朝垠還都是編輯，他們都是文革前的老人。崔、王之后，業務能力強的女編輯就是王扶、向前與楊筠，向前與楊筠其實都是復刊時就到了《人民文學》，但王扶當時管北京，向前管西北，楊筠管華東，北京是重地，許以似乎更看重王扶。作為最早帶我的老師，王扶帶給我對編輯這個崗位的理解有三，其一，校對與改錯，是當一個好編輯的基礎。當時的《人民文學》在新華印刷廠印刷，還是鉛字排版，付印前要集體下廠作最后一遍校對，校對是彼此交換，以便發現對方未發現的錯誤。凡是王扶校對過的，別人是絕對再找不出錯字的。第二，編輯與作家間的關系，王扶讓我懂得了，一個好編輯絕對不是委身于作家，附依于作家的，好編輯應該在獨特理解了作品價值后，才能與作家建立起真正親近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如不能發展，仍會被作家拋棄。其三，一個編輯的能力與他的閱讀量成正比，興趣面決定了閱讀量，閱讀量決定視野，視野決定判斷力。這三點，第一點是我當時認識的，第二、第三點則是1983年真正到《人民文學》工作后，才逐漸意識到的。這是后話。

當時小說組的午睡是奇觀。食堂在樓下，飯是打到辦公室吃，飯后每人都打開自己的折疊床，十多人一間的辦公室，橫七豎八，無分男女，每一空隙都給占滿，很有集體生活的氛圍。

那時《人民文學》的宿舍在天壇南里，有一套兩居室，我和美術編輯楊學光住一間，對門住著四人幫倒臺后下臺，還沒回上海的原常務副主編施燕平。施燕平是張春橋專門從上?！冻肌氛{來的，說實在我對他印象甚好，很溫文爾雅的一個讀書人。遺憾是中國政治，都是以線定人，政治又多風浪，有才華的人往往就是這樣，忽然被拋上波峰，迅速又墜向浪谷。這其中，不被風浪裹挾的，反而是相對的平庸者吧。

施燕平當初一直在自己屋里寫回憶錄，極少說話，問他是一部什么樣的回憶？他說是有關新四軍的，那是他的青年時代。偶然也記住了他的感慨——一次，我們一起去看香港電影《三笑》，那時常有內部電影票，散場后他感慨說，這樣低俗的唱詞，越劇《紅樓夢》原來的唱詞多好啊。從他嘴里，我是第一次聽到了“趣味”這個詞，因此還專門去找了《紅樓夢》的劇本。那還是個饑渴的時代啊。

在《人民文學》實習時最難忘的經歷，無非是外國文學名著在文革后重新出版發行，到新華書店排隊買書的情景。全國各地的新華書店這一天同時銷售，這是事先預告的，那似乎是1978年的初春時節，天還冷。1977年鄧小平恢復工作后，先是老干部平反，全國恢復高考，外國名著重新出版發行也應該是一種具體的撥亂反正。我記得第一次上市的名著應該只有十多種，因擔心買不到，天未亮便騎車往書店趕。離天壇南里最近的新華書店是磁器口，趕到那里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在這樣的隊伍里等待天色變亮，書店開門，還怕買不到，當時真有一種參與神圣的激動。第一批開放的書目，要是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去查檔案，應該是可以查到的。我只記得買了其中的七八本，留在記憶中的有狄更斯的《艱難時世》、雨果的《悲慘世界》、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契訶夫小說選》，好像還有一本馬克吐溫。當時應該都是幾毛錢一本。這些書，記憶中僅在我書架上留下了《契訶夫小說選》，汝龍翻譯，封面是契訶夫的素描。但現在在茫茫書海中又分明尋它不到，而且其他書已完全記不清去處。原因其實很簡單——八十年代開放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等到大量西方當代作品被引進，僅兩三年的時間，十九世紀就變成特別陳舊要拋棄的東西了。整個八十年代，我們是一直在追新逐異，不斷沉迷于各種新的表達方式。等到回頭再重新認識狄更斯或者雨果的價值，已經是九十年代之后的事了。

這段時間，我接手的第一個稿子，是被稱為“怪味豆”的北京老作家林斤瀾的中篇小說《竹》。王扶把用文件夾夾著的一摞稿子交給我說，你試著用鉛筆改一遍吧。林先生是用圓珠筆寫的那種滾圓中帶點俏皮的字體，說實在，我一讀稿子就激動不已。他表面用母女通信的方式，寫文革中女兒上竹山，走進父母當年革命的歷史真相，時空跳躍特別精彩。其中的景物描寫，我至今走進被陽光切割得一塊塊的山坳里還時時想起。他寫山上的陽光是：“那陽光不是匆匆忙忙趕過城市的陽光，那陽光一動不動站住了，站在那里做起夢來了”寫山谷用“那口長著綠毛的尖底鐵鍋，站在山上的人就成了這綠毛毛中間的一個影子?！睂懝饩€的感覺，非常之準確。我還記得他寫走在溪水中的石墩上，“小溪先是呲牙咧嘴地逗我，走到中間來勁了，往我腳脖子上纏，還推我的腳丫呢”，生動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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