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話題：禪宗思想，科學知識，人生哲理，讀書筆記
心學有三大命題：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細細品味，這三大命題與禪學沒有二別。心即理：“心”不僅是萬事萬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倫理道德原則。禪學認為：萬物萬理的根源是心。有了心才能認知世間萬物。致良知：是非之心，不［WWW.NIUBB.Net］濾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明明覺者也。禪學；心的本體是清凈的。無須修飾，勿使染污。則心的活動“意”與“行”是符合社會客觀道德倫理的。知行合一：是指客體順應主體，知是指科學知識，行是指人的實踐，知與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來吞并行，認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來吞并知，認為行便是知。禪學：不僅要口說（明白），更要心行（修行）。要做到心口一致。綜上所述，可見心學與禪學是一而不是二。他們都把人擺到了一個崇高的地位。突出了人的主體地位。唯一不同的是，一個入世，一個出世。元明以來，理學籠罩和窒息了中國的一切思想文化，使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呈現了一派灰暗沉悶的現象。人們用理學所圈定的哲學觀去觀察天地萬物，認為這天地萬物都只不過體現了“天理”或“道”；用理學所規定的封建倫理去束縛人的生活與行為，認為人的種種欲望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要求和情愛、友誼、嗜好、追求等精神生活要求只不過是種種骯臟的欲念，而它們必須服從于所謂“天理”；用嚴格的等級尊卑、上下有序的政治觀去維護封建制度，認為人們的一切都應該圍繞著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目標，恪守三綱五常的原則；理學還滲透了文學、藝術、史學等各個領域。
在沉悶而禁銦的空氣中，很多士大夫都感到了壓抑和痛苦。物極必反，在舉世陳舊得令人厭倦的思想氛圍下，卻激起了一股掙開手眼，別求新格的時髦思潮，正象圍困在破舊不堪的大堤之中的洪水，一旦堤岸出現缺口便四處橫溢那樣，厭舊喜新成了一種時代心理，王陽明以陸氏心學及禪學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王氏心學，便是這種時代心理的產物?！度罩洝肪硎恕缎膶W》說得很對：
“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會之變，已有其從來，而文成(王陽明)以絕世之資，唱其新說，鼓動海內?！?br /> 據說，有一天王陽明漫步走進一所寺廟，各間禪房都大開著門，只有一間是“鐵將軍把門”，關得緊緊的，僧人不讓觀看?？墒峭蹶柮鲌桃庖M去，僧人無可奈何，只得讓他進去。王陽明進門一看，原來里邊龕中供著一個入定的和尚，這和尚長得與自己一模一樣。沉思良久，忽抬頭看見壁上題了一詩：
“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后還歸復， 始信禪門不壞身?！?br /> 于是心中一動，思緒萬千。① （明劉仕義《新知錄摘抄·王陽明》、(《紀錄匯編》本卷二一六)。）
說王陽明是禪僧轉世固然是無稽之談，但王陽明心學乃是禪學變種卻不無道理，否則就不會有人這么編造故事了。王陽明自己就一再說過：
“夫禪之學與圣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9313;（《陽明全書·重修山陰縣學記》。）
的確，在王陽明那里，“性善”論與禪宗的“本心清凈”論是合二為一了，孟子的“求其放心”即探求人性中克制力的理論和禪宗“即心即佛”論、除欲歸本論是融為—體了，禪宗的“直指本心”的簡便解脫方式披上了儒家的冠冕袞衣，還取了個名稱叫“致良知”，就象禪宗南宗的簡易功夫擊敗了北宗的繁瑣方式一樣，直截明了的王氏心學逐漸取代了步步推進、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學。王陽明有一首《示諸生詩》說得最明白：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
業，漫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
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b>③（《陽明全書》卷二十。）
你看，這不是禪學又是什么?據《池州府志》說，王陽明曾與池州太平山禪僧談禪，你來我往，心下欣然有悟，便作了一首偈語：“不向少林面壁，卻來九華看山，錫杖打翻龍虎，只履踏到巉巖，這個潑皮和尚，如何留得世間?!呵呵!會得時與你一棒，會不得時，且放在黑漆桶里偷閑?！笨磥?，王陽明是把禪宗的那一套從里到外都弄得滾瓜爛熟了。所以當時一個著名學者陳建說他是“一生所尊信者達摩、慧能，而于孔、曾、思、孟皆有所不滿”。①（《學蔀通辨》卷九。）而劉宗周就干脆稱之為“陽明禪”②（《劉子全書》卷十九《答胡嵩高、朱綿之、張奠夫諸生》。）。
正如陶望齡所說：“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9314;（《歇庵集》卷十六《辛丑入都寄君奭弟書》之十。）王陽明公開扔掉了反佛的儒家原則，填平了儒佛之間最后的一道溝壑，心學便率領著士大夫們掀起了禪悅之風。
一個巴掌拍不響，士大夫向禪宗眉目傳情，禪宗也向士大夫們頻送秋波，他們一面清理門戶，批評佛教末流、狂禪之風是“大言不慚，不守毗尼，每自居于曠達，不持名節，每藉口于圓融，迨一旦逐勢利，則如餓鬼覓唾，爭人我，則如惡犬護家?！?#9315;（明釋元耒《續寱言》。）憨山禪師還告訴人們，“為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此三者，經世出世之學備矣，缺一則偏，缺二則隘，三者無一而稱人者，則肖之而已?！?#9312;（《憨山大師夢游全集》卷三九《學要》。）他們不僅這樣向傳統儒學靠攏，而且還投士大夫所好，雪浪以詩書與士大夫交游，“三吳名士，切磨殆遍，所出聲詩，無不膾炙人口，尺牘只字，得為秘珍?！?#9313;（《憨山大師夢游全集》卷十《雪浪法師恩公中興法道傳》。）翁大和尚更指示禪宗僧人們“以禪教為本業，然欲通文義，識忠孝大節，須先從儒人”，所以聘請了儒生文人來教授四書五經子史諸書，以改變僧人們與士人不能交談，舉止粗陋的現象。而達觀、德清等名禪師還跟在王陽明心學后面，七嘴八舌地對陳舊的程朱理學進行批評，并宣稱朱熹的那一套只有五百年壽數，到這時已經應該壽歸正寢了。因此，他們贏得了“厭常喜新”的士大夫的青睞③（參《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七《紫柏評晦庵》。）儒禪攜手，締結了兩家的姻緣，花樣翻新，吸引了眾多苦于沉悶空氣的士大夫，功夫簡便，又解放了許多壓在四書五經繁瑣細碎功夫和八股程文之下的舉子。禪悅之風并沒有隨著異端運動一起消亡，士大夫們仍然醉心于習禪禮佛、靜坐焚香、交結僧人，只是在這時起作用的不再是禪宗的積極叛逆精神而是消極保守的出世哲學，不再是一種異端思想而是士大夫正統思想之外的精神補充了。到明清之際，很多有氣節的士大夫躲進和尚堆里，一方面固然表現了他們的氣節，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禪宗虛無主義人生觀和自然清凈生活情趣的影響。這后一方面對于士大夫的影響，一直到清末始終未曾衰減。至于清代禪宗與士大夫的交往，我們就不多說了，因為清代一方面重興儒家經學，士大夫在主導思想上大都仍然恪守傳統觀念，以講求義理、訓詁考據為己業，心理上都是極封閉內向的；另一方面禪宗在士大夫思想上始終是一個補充結構，成為他們閑暇時表示高雅澹泊的一種手段，失意時使心理平衡的一種自我安慰。所以，禪悅之風依然很盛。清初人李元陽說：“故達人高士，涉世既倦，往往有托而逃……其淡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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